闲暇时，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秀波喜欢和妻子丁慧一起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散步。每次，他都会在脖子上挂个望远镜。这是他逛公园的必备工具，也是他与鸟类建立的连接“通道”。
鸟的“灵性”，总是令于秀波动容。在种类繁多的各种鸟中，他最偏爱白鹤。
白鹤，被誉为鸟类界的“明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太极拳里面有一个招式叫‘白鹤亮翅’，这个姿态很优美。”谈起白鹤，于秀波的眼神变得温柔起来，“作为迁徙的鸟，一个白鹤家庭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今年在那儿，明年还在那儿，后年还会在那儿，这种鸟很有灵性。”
如今60岁的于秀波，一谈起观鸟，就快乐得像个孩子。他会手舞足蹈地模仿自己在鄱阳湖看到的反嘴鹬：“它的嘴是这样反翘起来的，吃东西是这么左右摆着头，扫着吃的，而且成群结队，队伍特别整齐，连转弯都一起转。啊呀，我开心得不得了。”
于秀波。李运恒/摄
当前，像于秀波一样的观鸟爱好者越来越多。这些年，观鸟已经从一项小众的专业爱好，发展成覆盖“银发族”和年轻人的大众休闲活动。
不过，与普通的观鸟爱好者不同，于秀波的本职工作是从科学研究角度开展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观鸟，既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工作。
2000年，他去澳大利亚考察，发现澳洲朋友在车上摆了3件套——交通图册、观鸟书、望远镜。朋友常常中途停车下来观鸟。他意识到，观鸟是国外非常普遍的活动，鸟也是连接科学与公众、科研与政策的最佳纽带。
“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如果湿地保护得好，水鸟的种群数量也会很可观，而且，水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于秀波说。正因如此，他近年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一年四季都在野外调查鸟类的种群变化等情况，春天是候鸟迁徙季，夏天是候鸟繁殖季，秋天又到了迁徙季，冬天则进入了越冬季。
他们时常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在鄱阳湖、黄河三角洲、辽河口等地调查鸟类。新的观测技术，让他们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以前，研究人员都是靠眼睛来观鸟、数鸟，看不清、数不准的情况时常发生；现在，他们用卫星跟踪器，将带有太阳能电池的芯片绑在鸟的脖子或后背上，每个小时都能定位鸟的行迹。
“最近，我们通过5只背负卫星跟踪器的白鹤，获取了白鹤来回5次迁徙的完整数据，把白鹤的完整迁徙路径弄清楚了。”于秀波笑着说，“它们从俄罗斯苔原带的繁殖地出发，途经蒙古和中国东北的扎龙、辽河口等地，最终抵达鄱阳湖越冬。”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成为白鹤重要的越冬地，2023年这里聚集了600多只白鹤。于秀波团队用数据证明了白鹤在鄱阳湖分布的新变化，即白鹤在从自然生境向人工生境转移。
于秀波团队的研究成果为观鸟爱好者们提供了寻鸟线索，反过来，观鸟爱好者们也成为于秀波团队的科研“伙伴”，他喜欢将观鸟爱好者们称为“公民科学家”。于秀波说：“有很多观鸟爱好者认鸟的水平是很高的，中国有1800多种鸟，想都认识还真不容易，是他们教我认识了很多鸟。”
鸟类迁徙等生态学研究，依赖大量的、覆盖面广的数据。在于秀波看来，观鸟爱好者们上传的鸟类数据是“大数据”，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为国家在湿地与水鸟保护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撑。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出现了“人鸟冲突”，有时上万只天鹅和大雁飞进藕塘，铺天盖地，大片莲藕很快就被吃完了，让农户欲哭无泪。于秀波发现，观鸟成了缓解“人鸟冲突”的好办法，社区居民可以做“鸟导”获得收入，当地的民宿等相关产业也能得到发展。
作为观鸟爱好者和科学家，于秀波喜欢去中小学给孩子们讲候鸟迁徙、生态保护的科普课。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一向内敛的于秀波常在课堂上热情地唱起“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童谣。在科普课的结尾，他还不忘鼓励台下那些稚嫩的面孔，因为“教育一代人，就可能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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