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妇女报
或许，娜拉的价值在于她敢于质问一个人，无论男女，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志活着？自由与平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争取的起点。
《玩偶之家》中“她”的觉醒
■ 班航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作品，202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方华文译本。这是一部深刻叩问女性命运与社会顽疾的文学经典。书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作为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反叛男权社会固有观念的典型女性形象，其出走的抉择为作品注入了强烈的思辨色彩，深刻表现出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既探讨了妇女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地位和生存问题，又通过海尔茂的形象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男性公民的塑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虚伪。
娜拉最初是缺乏个体意识的，在家庭中，她仅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但在经历“伪造签名”事件之后，娜拉的自我意识便喷薄欲出，“你又叫我跟从前一样乖乖地做你的小鸟儿，做你的泥娃娃”，她以言语的犀利彻底撕开虚伪的家庭生活面纱。而海尔茂在事件影响自己声誉前的态度反差，例如危机时公然斥责娜拉“毁了家庭幸福”“损害自身名誉”，危机解除后便换上温情面具，许诺“永远爱护你”，种种行为都让娜拉认清了丈夫是一个自私自利、庸俗卑鄙的“伪君子”，巨大的心理落差，迫使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
在对社会法律、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等进行深刻思考后，娜拉决心成为独立的人而出走。她选择与家庭彻底决裂，即便要离开儿女，也不愿再做“玩偶”一般的人，此时，理性战胜了感性，成为她反抗男权压迫的核心力量。
面对海尔茂“你在这儿很安全，我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鹰爪子底下就出来的小鸽子一样”的花言巧语，她并未沉溺。海尔茂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甜蜜话语中渗透着对娜拉的控制，如书中所言：“要是男人饶恕了他老婆——真正饶恕了她，从心坎儿里饶恕了她——他心里会有一股没法子形容的好滋味”。他的虚伪与娜拉所期待的“奇迹”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家庭的支柱，海尔茂没有践行“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尽穷苦”的誓言，反而以“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掉自己的声誉”为理由逃避责任。
当“奇迹中的奇迹”并未出现，娜拉在失望中，毅然决定挣脱世俗束缚。而当海尔茂以“女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责任”挽留时，娜拉的回答异常坚定；“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时的娜拉完全清醒，已完全抛弃了旧的观念，要与过去的自我决裂，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回归到无边无际的天地中，去享受自己该拥有的自由。
正是这些情节的生动性与传奇性，加之娜拉身上桀骜不驯的“偶像破坏者”气质，让《玩偶之家》深受“五四”新文学作家和读者的推崇。鲁迅、胡适、茅盾三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也分别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对《玩偶之家》进行了解读和价值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易卜生并没有交代娜拉离家出走后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刻意的留白，他无意为社会问题提供标准答案。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剖析，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且代为解答”。这背后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轶事，相传易卜生曾在一次宴会上，当读者盛赞《玩偶之家》是女性解放的宣言时，易卜生却淡然回应“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在做诗歌”。
鲁迅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将娜拉走后的命运预判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个预判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得到呼应。《伤逝》的女主角子君受到新思想影响，如娜拉般勇敢，挣脱旧家庭与涓生同居，却在琐碎的生活中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探索，丧失思想的战斗性与先进性。最终再次回归家庭，印证了娜拉式出走在缺乏经济独立与社会支持背景下的困境。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子君却在涓生所给予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为何子君会抑郁而终？这就在于社会思想新旧交替之间存在着相当漫长的跨度，子君作为一个处在旧女性与新女性之间的“中间女性”，她的结局是时代夹缝中的必然宿命。
《玩偶之家》所承载的妇女解放的主题，自其面世，便引发中西方的共同讨论，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西方语境中，这部作品探讨了以娜拉为代表的女性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地位和生存问题。而当它传入中国，与“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共振，娜拉成了中国新女性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一代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百年过去，今天的中国女性在教育、就业、法律权利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男女平等也早已写入法律、融入公共话语。但《玩偶之家》的故事没有消失，子君的困境也仍然存在。或许，娜拉的价值在于她敢于质问一个人，无论男女，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志活着？自由与平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争取的起点。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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